本号曾经写过心理学系列文章：从弗洛伊德到马斯洛-人是什么系列之一，从弗洛伊德到皮亚杰-人是什么之二，人:让我们独一无二的科学解释–人是什么之三。大概总结了心理学到今天的发展脉络。 因为篇幅限制，当时说的都是主干， 跳过了格式塔之类的分支。 其中也跳过了荣格。
跳过荣格是因为作者当时认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是一种玄学。虽然来源于经验，但实在不符合科学的范式。荣格晚年更是在各种占星术， 炼金术里打转， 写出了红书这样奇怪的东西，令当时的我十分不解。
当然， 我错了！ 我忽略了古代人类思想的精华部分。意识到错误， 是因为我又看了荣格的这本书：金花的秘密。荣格通过偶然得到的一本东方修道的书， 改变了自己的认知， 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并且后半生沉浸于此。正因为如此， 不少迷信因果论科学方法的人， 对荣格的评价很低。 下士闻道，大笑之， 不笑不足以为道。
西方科学哲学， 大概是从笛卡尔起步的， 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 先锚定了”我思”这个实在， 再通过思的整体性和感受的分离， 得出了二元论。从这里开始科学哲学一分为二，本体论和认识论。 本体论讨论什么是客观实在的， 认识论讨论怎么建立思想和客观的联系。科学的发展贯穿始终，大大的改造了哲学思想。 以致于真正的科学大家，比如费曼，根本不屑跟搞文科的讨论哲学。“他们都是在玩文字游戏， 缺乏对世界的理解”。
发展到今天， 本体论主要有实在论和实证论两派。其中实在论认为有绝对的规律，并且是客观实在，把追求绝对规律，理性上帝，作为目标。代表人物是爱因斯坦， 现代的物理学一直试图提出万有理论，也是沿着这个脉络继续。另外一派实证论， 只考虑能实证的东西， 对不能实证的，是三不原则， 不主动，不拒绝，不关心。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哥本哈根的波尔。因为量子理论的概率带来的理解困难， 波尔认为只有基于伯恩规则和投影公设的塌缩这个实证过程是值得关注的。至于波函数的概率是什么， 知道遵循薛定谔方程的幺正变换就够了， 其他我都不关心。 实证论实际上就是一种偏重认识论的观点。
从笛卡尔怀疑感官经验靠不靠谱开始，认识论是哲学发展道路上争议最多的。 经验论， 不可知论， 辩证法等等，打来打去。 玩这个，非常考验智力。 很多认识论大家写出来的东西都晦涩难懂。 当然回头看， 主要是他们自己的思维混乱， 经常掉进语言的陷阱， 或者陷在概念里不能自拔。
基于现代ontology的研究， 概念层次网络的建立， 逻辑和数学的进展， 在认识论上，本应当不会再有太多疑难。 直到今天要推的这本书。 认识论和逻辑的基石是因果性原理， 如果因果性原理不适用， 那我们还要什么理论？
回到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 本体论而认识论一分为二， 如果本来就不该分呢？这就是金花的秘密， 请在荣格的书里寻找答案。 简单的说， 金花就是光。神说：要有光！
为了给不想买书的懒人们多点信息。这里全文引用书里带的一篇纪念文章， 大概可以作为书的内容导读。
纪念卫礼贤
女士们，先生们！
谈论卫礼贤和他的工作，这项任务并不轻松，因为我们的出发点相去甚远，只是在道路的中途偶然相遇。他毕生的工作有一个范围是我从未涉足的。我从未去过那个早先塑造了他、后来又让他全身心投入的中国，我也不熟悉中国的语言，那是对中国东方活生生的精神表达。我不过是一个门外汉，站在卫礼贤所精通的广大知识经验领域以外。如果我们都停留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那么他作为汉学家、我作为医生恐怕永远也不会接触。然而，我们在人文领域相遇了，它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学院界限，那里有我们的接触点，那里腾跃而起的火花点亮了一盏明灯，它将成为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由于有这样一段经历，我也许可以谈谈卫礼贤和他的工作。我怀着感激的崇敬之情缅怀这位思想家，他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把一种濒临毁灭的数千年文化的宝贵遗产留给了西方。
卫礼贤拥有的高超造诣只有这样一种人才能获得，这种人超越了自己的专业，其学问变成了一种对人类的关切——不，不是变成，这种关切自始至终都是如此。因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使他摆脱欧洲人甚至是传教士的狭隘眼界呢？以至于他一接触到关于中国灵魂的秘密，就立刻觉察到这其中隐藏着对我们十分珍贵的东西，并为这份稀世珍宝而牺牲掉其欧洲偏见。正是一种海纳百川的人格和参透一切的伟大心灵，才使他能够毫无保留地向一种迥然相异的思想敞开自己，并把自己的种种天赋和才能贡献给它。他超越了基督教的怨恨，超越了欧洲人的傲慢自大，他在投身于这项任务时的理解本身便证明了一种罕有的伟大精神；而所有平庸者在接触外来文化时，不是盲目地丧失自我，就是自以为是地大加批判。他们只能接触到外来文化的外表和皮毛，而从未咂摸到它的滋味，因此也从未进入那种精神交流，那种产生新生命的最亲密的交融与渗透。
一般说来，专业学者的心智是纯粹男性的，对于这样一种理智而言，繁育是一种与本性相异的不自然过程，因此它特别不适合接受和培育与本性相异的精神。而更伟大的精神却带有女性的特征，它有一个擅于接纳的、培育性的子宫，可以把陌生的东西改造成熟悉的形态。卫礼贤拥有这种母性精神的罕见天赋，因此能够前所未及地领会东方精神，致力于他那些无与伦比的翻译工作。
在我看来，他最伟大的成就是对《易经》的翻译和评述。在知道卫礼贤的译本之前，多年以来我一直在使用理雅各（James Legge）的有缺陷的译本，因此我完全能够认识到这两个译本之间的巨大差异。卫礼贤成功复活了这部古老的著作，给它赋予了一种新的活力。不仅许多汉学家，甚至是大多数现代中国人，都只能把这部著作看成一堆荒谬的符咒。也许没有哪部著作能像《易经》那样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几千年来，中国最杰出的人一直在这部著作上携手合作，贡献力量。它虽然成文甚早，但万古常新，至今仍然富有生机，影响深远，至少在那些理解其意义的人看来是如此。我们能够受此恩惠，这要归功于卫礼贤的创造性工作。他使我们得以接近这部著作，不仅通过他的精心翻译，而且也通过他的个人体验。他既是中国一位旧学大师的门徒，也是中国瑜伽心理学的初学弟子，对他来说，《易经》的实际运用是常新的体验。
除了这些丰厚的礼物，卫礼贤还留给我们一项任务，其意义我们现在可以猜测，但还不能充分领悟。任何一个像我这样有幸能在与卫礼贤的精神交流中体验过《易经》占卜能力的人，都不会对一个事实长久地视而不见，那就是我们已经触及了一个有可能动摇我们西方心态基础的阿基米德点。像卫礼贤那样对一种本性上异于我们的文化进行丰富多彩的描绘，其意义绝非微不足道，但比这更重要的是，他把中国精神的鲜活胚芽接种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的世界观发生了本质改变。我们不再仅仅是临渊羨鱼或品头论足的旁观者，而是已经成为东方精神的参与者，能够体验到《易经》活生生的效力。
乍看起来，《易经》应用的基本机制与我们西方科学的因果世界观似乎尖锐对立。换句话说，它完全是非科学的，甚至是禁忌的东西，因此超出了我们的科学判断，是我们无法理解的。
几年以前，当时的英国人类学学会主席问我，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精神层次如此之高的民族却没能发展出科学。我回答说，这一定是一种视错觉，因为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著作”就是《易经》，不过和中国的许多其他东西一样，这种科学的原理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
事实上，《易经》的科学并非基于因果性原理，而是基于一种我们从未遇到因而迄今尚未命名的原理，我姑且称之为“同步性”（synchronistisches）原理。多年以前，我在研究无意识过程的心理学时就已经意识到，必须寻找一种新的解释原则，因为因果性原理似乎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某些值得注意的无意识心理现象。我发现有一些心理上的平行现象，它们之间不可能有因果联系，而必定处于另一种事件联系。在我看来，这种联系主要可见于相对的同时性这一事实，因此我称之为“同步性”。事实上，时间仿佛远非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包含着性质或基本条件的具体连续体（konkretes Kontinuum），这些性质或基本条件能以一种无法作因果解释的平行性在不同的地方相对同时地显现出来，比如相同的思想、符号或心理状态的巧合出现。另一个例子是卫礼贤曾经指出的中国和欧洲风格（Stilperioden）的同时性，它们之间不可能有因果联系。如果拥有经过彻底论证的结果，那么占星学就是同步性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例子。不过，至少已经有一些事实经过了充分论证，并有大量统计数据作为支持，因此，对占星学问题进行哲学考察似乎是有价值的。（从心理学上的评价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占星学代表着古代所有心理学认识的总和。）
可以根据一个人的生辰来详细重构他的性格，这一事实表明了占星学的相对有效性。然而，生辰丝毫不依赖于实际的天文星座，而是依赖于一种随意的、纯粹概念性的时间系统，因为由于二分点的进动，春分点早已移出了零度的白羊宫。那些实际上正确的占星学判断并非基于天体的影响，而是基于我们假定的时间性质，换句话说，在这一时刻出生的人或所做的事都具有这一时刻的性质。
这也是实践《易经》的基本程式。大家知道，通过操作蓍草或硬币这种纯粹基于偶然的方法可以获得刻画该时刻的六线形卦象。神秘的蓍草会按照该时刻的性质而下落。问题仅仅在于：公元前一千年的文王和周公是否正确解释了这种由下落的蓍草而获得的偶然图形？对此只有经验能决定了。
应我的邀请，卫礼贤在苏黎世心理学俱乐部作第一次讲演时演示了《易经》的操作方法，同时还做了一项预言，这项预言不到两年就准确无误地应验了。这一事实还可以通过许多平行的经验而得到进一步确证。但这里我并不关心如何客观地确定《易经》预言的有效性，而是像我已故的朋友卫礼贤那样把它当作前提。于是，接下来我只要谈谈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即借助《易经》的卦象可以解读出该时刻的隐秘性质（qualitas occulta）。这里涉及的事件关联与占星学有着本质联系，而不仅仅是相似。出生对应着落下的蓍草，星座对应着卦象，对星座的占星学解释则对应着卦辞。
这种建立在同步性原理基础上的思维在《易经》那里达到了顶峰，它是对中国总体思维最纯粹的表达。而在西方哲学史上，这种思维自赫拉克利特之后就已经销声匿迹，直到在莱布尼茨那里才又出现了微弱的回声。不过在此期间，它并没有彻底消亡，而是继续活在占星学思辨的暮色中，直到今天也一直保持在这一层次。
在这里，《易经》正好呼应了我们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在我们这个时代，神秘学（Okkultismus）获得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复兴。西方精神之光几乎因此而黯然失色。这里我想到的并不是我们的专科院校及其代表。我是一个医生，常与普通人打交道，因此我知道，大学已不再能带来光明。人们已经厌倦了科学的专业化以及理性主义的唯理智论。人们渴望听到真理，这种真理不是使他们更狭窄，而是使他们更开通，不是蒙蔽他们，而是照亮他们，不是像水一样流过他们，而是切中肯綮，深入骨髓。这种寻求很容易把广大公众引入歧途。
每当我想到卫礼贤的成就和意义时，我总会想起把《奥义书》的第一个译本带到欧洲的法国人安基提尔·迪佩龙（Anquetil Du Perron），当时临近1800年，欧洲正在发生某种闻所未闻的事情，理性女神把基督教的上帝赶下了巴黎圣母院的宝座。今天，比当时的巴黎更加闻所未闻的事情正在俄国发生，基督教在欧洲本土是如此衰弱，甚至连佛教徒也认为这是向欧洲传教的大好时机，正是卫礼贤从东方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光明。他感到了这一文化使命的召唤，意识到东方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治愈我们的精神匮乏。
径直给予慷慨的施舍并不能真正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尽管这些施舍可能是他想要的。对他更大的帮助是给他指出一条明路，使他可以通过努力永远摆脱困境。不幸的是，我们今天的精神乞丐太容易接受东方的施舍，盲目地模仿东方的做法。这种危险怎样警告都不为过，卫礼贤也清楚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仅仅是一种新鲜感觉或者新的神经刺激并不能帮助欧洲的精神。中国花了几千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东西我们也不可能通过偷窃来获得。要想拥有，我们必须凭借自己的努力。东方所能给予我们的仅仅是一种帮助，具体工作还必须由我们来做。如果我们把自己文化的根基当作过时的错误加以舍弃，把我们看成无家可归的海盗偷偷摸摸地栖身于陌生的海岸上，那么《奥义书》的智慧和中国瑜伽的洞见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对自己的问题视而不见，带着习惯性的偏见过着人为安排的生活，如果我们掩藏真实的人性及其所有的危险暗流和黑暗，那么东方的洞见尤其是《易经》的智慧将毫无意义。这种智慧的光芒只能在黑暗中闪烁，在欧洲意识和意志剧场中的探照灯下则无迹可寻。我们也许读到过中国的大屠杀，秘密社团的邪恶势力，平民百姓那难以名状的贫困以及令人绝望的肮脏和罪恶，此时我们会对那里的恐怖有所印象，而《易经》的智慧正是从这一背景中产生出来的。
要想体验活生生的东方智慧，我们需要有一种正确的三维生活。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关于我们自己的欧洲智慧。我们道路的出发点是欧洲的现实，而不是瑜伽功法，后者只会掩盖我们的现实。我们必须在一种更广的意义上来继承卫礼贤的翻译工作，这样才能无愧为这位大师的学生。正如他已将东方的精神财富转化为欧洲的含义，我们也应把这种含义转化为生活。我们知道，卫礼贤把核心概念“道”译为Sinn（含义、意义）。把这种Sinn转化为生活，亦即实现“道”，这正是学生的任务。
但是用语词和好的教导无法产生道。我们真的知道道是如何在我们之中或围绕我们产生的吗？通过模仿？通过理性？抑或通过意志的体操？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东方，那里笼罩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命运。欧洲的大炮轰开了亚洲的大门，欧洲的科学技术、欧洲的世俗和贪婪正在中国泛滥。我们已经从政治上征服了东方。然而当罗马从政治上推翻了近东之后发生了什么呢？东方的精神进入了罗马，光明之神密特拉（Mithra）成了罗马人的战神，从小亚细亚的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罗马精神。难道今天就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吗？我们也许会像当年那些有教养的罗马人一样盲目，对救世主的迷信感到惊异。需要注意的是，英国和荷兰这两个最早的殖民亚洲的列强同时也最受印度通神学（Theosophie）影响。我知道我们的无意识中已经充满了东方的象征，东方精神其实就在我们门前。因此在我看来，道的实现，道的追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我们的集体现象，其程度远比我们通常认为的大得多。比如我认为，卫礼贤和印度学家豪尔（Hauer）在今年的德国精神治疗师大会上应邀作了关于瑜伽的报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迹象。试想一下，一个与痛苦不堪因此易于接受的病人直接打交道的从业医生一旦与一种东方治疗体系建立起联系，这意味着什么！东方精神将穿透所有毛孔而抵达欧洲最为脆弱的地方。它既可能是一种危险的传染病，也可能是一剂良药。在西方，巴别塔造成的语言混乱已经导致了严重的方向迷失，以至于人人都渴望朴素的真理，或者至少是渴望一些一般思想，它们不仅诉诸头脑而且也诉诸心灵，可以给沉思的头脑带来明晰，也可以给动荡不安的情绪带来安宁。和古罗马人一样，我们今天再次引入了五花八门的异国迷信，希望从中找到治疗自身痼疾的良药。
人本能地知道，一切伟大真理都是朴素的，因此本能软弱的人便以为伟大的真理可以在那些廉价的简化和陈词滥调中找到，或者因失望而陷入相反的谬误，以为伟大的真理必定极其晦涩复杂。今天在我们的普通公众中出现的灵知主义（gnostische）运动在心理上与1900年前的灵知主义运动完全一致。那时和今天一样，孤独的漫游者像伟大的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 of Tyana）那样纺着精神的丝线从欧洲到了亚洲，也许是到了遥远的印度。从这样一种历史视角来看，我认为卫礼贤就像一位伟大的灵知主义中介，使亚洲的文化遗产与古希腊精神相接触，使一个新世界从罗马帝国的废墟上产生出来。那时和现在一样，到处都是芜杂琐碎、异想天开、品味低劣、内心不安，精神的大陆已被洪水淹没，只有几个山尖像小岛一样从无边的洪水中露出头来，各种精神的歧路在向人召唤，各种假先知沉渣泛起。
在种种刺耳喧嚣的欧洲观点中，能够听到卫礼贤这位中国信使的朴素语言真是一种福音。我们可以注意到，卫礼贤的语言是在纯朴自然的中国思想中培育出来的，而中国思想能用朴素的语言表达深刻的东西。这种语言揭示出真理背后的简单和深刻背后的质朴，给我们带来了金花的优雅芬芳。它在西方的土壤中植入了一株纤弱的幼苗，使我们在经历了肆意妄为和桀骜不驯之后对于生命和道有了新的感受。
面对着东方的异国文化，卫礼贤表现出了欧洲人罕见的谦恭。他毫无芥蒂地面对它，不带任何偏见和自负，完全敞开自己的心灵，任它控制和塑造，因此当他回到欧洲时，他给我们带来了在精神和本质上都很纯正的东方图像。他获得这种深刻转变肯定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因为我们的历史预设与东方全然不同。面对着东方更为普遍、更为温和的本性，西方意识的尖锐及其严峻问题必须变得柔和，西方的理性主义及其片面的区分也必须让位于东方的宽广和质朴。对卫礼贤来说，这种转变不仅意味着思想观点的转移，而且也意味着人格构成的本质性重组。倘若卫礼贤不能让他内心之中的欧洲精神退居幕后，他就不可能给我们提供如此完美的东方图像，没有任何隐秘动机，也没有任何粗暴无礼。如果他让东西方在他内心之中进行一场毫不妥协的生硬较量，他就不可能完成他的使命，给我们提供一幅中国的真实图像。为了完成这项命定的任务，牺牲掉欧洲精神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
卫礼贤在最高的意义上完成了他的使命。他不仅使我们能够接触到古老的中国思想宝库，而且正如我已经指出的，他带来了已经存活数千年的中国精神之根，并把它植入了欧洲的土壤。随着这项任务的完成，他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但不幸也达到了它的终点。根据中国人所熟知的物极必反法则，一个阶段的结束正是其相反阶段的开端。因此阳极则阴，盛极则衰。我只是在卫礼贤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才与他接近，我可以看到，随着他毕生工作的完成，欧洲和欧洲人是如何越来越向他靠拢，事实上是越来越困扰他。与此同时，他也愈发感到，他可能正站在一场剧变的边缘，这场变革的性质他还不能清晰地把握。他只知道，他面临着一场决定性的危机。他身体上的疾病伴随着这种精神发展。他的梦里充满了对中国的回忆，但梦中的画面总是郁郁寡欢、阴沉凄凉。这清楚地表明，他心中的中国内容已经走向了反面。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永远牺牲掉，一切事物都会以改变的形态回返。在出现巨大牺牲的地方，当那些牺牲掉的东西重新回来时，必定会有一个富有抵抗力的健康机体存在着，以承受一场剧变所带来的冲击。因此，这种严重的精神危机如果发生在孱弱的病体上，往往也就意味着死亡。现在祭刀就握在曾经作为祭品的他自己手中，曾经是献祭者的他必死。
如大家所见，我并没有隐瞒我个人的观点，如果我不讲我对卫礼贤的体会，我又怎能谈论其他呢？他毕生的工作对我来说弥足珍贵，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和确证了我为了应对欧洲人的心灵痛苦而作的探寻、追求、思索和活动。对我来说，听他用清晰的语言阐述那些我曾隐约感觉到的来自混乱的欧洲无意识的东西是极为重要的经历。事实上，他极大地丰富了我，以至于在我看来，我从他那里得到的东西似乎比从任何人那里得到的都多。正因如此，我才不揣冒昧地站在纪念他的讲台上，表达我们所有人对他的感激和敬意。
荣格
1930年5月10日于慕尼黑
